1933年，上海的地下斗争异常紧张，而曹轶欧在多年后提及康生时，提到了一件极为震惊的往事：在顾顺章叛变后，康生用斧头杀死了顾顺章的家属。这一说法在后来的传播中广为流传，但由于出自个人的回忆，原始的证据、具体人物和事件发生的时间都需谨慎核实，不能仅凭口述就视为史实。顾顺章是中共早期隐蔽战线上的重要成员。自从他在1931年于武汉被捕后叛变，随即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情报。由于他熟悉中共中央的工作、通讯线路以及各个人员关系，他的叛变所带来的威胁远比一般被捕人员要严重得多。于是，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迅速做出反应，许多同志被迫更换地址，部分联络方式也不得不废止。这场危机之所以如此严峻，是因顾顺章掌握的信息远不止于几个名字。他不仅参与过中央特科的工作，对保卫系统的运作方式很熟悉，还了解一些重要领导人的生活习惯。对于当时处于白色恐怖中的地下组织来说，一旦重要情报频繁泄露，后果可能是惨重的连锁打击。康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逐渐成为中共隐蔽战线和组织保卫工作中的关键人物。相关的回忆表明，他参与过审讯、甄别内奸以及一些处置行动。地下斗争缺乏公开的法庭，行动往往需要迅速、保密，甚至带有严厉的强制性。这样的工作容易使人的判断变得极端。曹轶欧在接受采访时曾描述康生为“亲自处决过敌人和叛徒”的人物，并提到康生用斧头杀死了顾顺章的家人。然而，这段叙述的具体内容却存在转述和删减的问题，究竟“家人”指的是谁，事件发生在何地，时间点是否有档案相互印证，这些都不可草率下结论。有趣的是，顾顺章的叛变发生在1931年，而标题中却提到了1933年，时间上的差异绝非小事。地下工作本身就是隐秘的，回忆者是在多年后回忆，可能会出现记忆混淆和采访记录失真的情况，从而导致日期的偏差。如果在历史写作中忽略这一点，便容易将传闻加工成确凿的事实。尽管撇开这具体的说法，康生在革命时期所扮演的角色绝非一个单纯的书生。他出生于山东诸城的一个有文化背景的家庭，接受过传统教育，后来参与革命并长期从事组织和保卫工作。文化修养与政治操守并不等同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并不一定在实务中表现宽厚。这一点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更加明显。延安整风时，康生参与审查和甄别的工作；1943年后，审干和“抢救”运动的扩大使部分人员在审查中遭到误对。尽管很多案件最终得以纠正，受害者所承受的身心伤害却不会因一句“工作失误”而消失。1967年的“苏枚案”同样是一个围绕康生及其妻子存在许多争议的事件。曹轶欧的妹妹曹文敏，化名苏枚，在北京的家中去世。关于她究竟是自杀还是谋杀，康生夫妇提出的判断与尸检结果大相径庭，因而多位相关人员受到调查，参与救治和鉴定的医务人员也遭到牵连。此案件造成的后果远超一般家庭纠纷。根据相关回忆，康生曾坚称“她不可能是自杀”。然而，当政治权力介入司法时，证据的力度便不再可靠。一个人的判断可以决定调查的走向，甚至决定他人的命运，错误将不再仅仅是个人观点，而会导致现实中的一连串灾难。1980年，中共中央撤销了康生的悼词，并对他的政治品质及犯下的错误作出了严厉的结论，随后他的骨灰也被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走。这个处理结果反映了党内对其历史问题的重新审视，以及公众对其所涉及的迫害行为由来已久的不满，最终引发强烈反响。康生身上最令人警惕的，正是他的文化能力、组织手段与权力意志的结合。一个人可以精通古籍和书法，但不代表在现实斗争中不会变得冷酷无情。才华不能替代道德，能力也无法消解责任。因此关于“用斧子杀死顾顺章家属”的说法，既不能简单接受，也不能因为细节存疑而为康生抹去他所承受的其他历史责任。对待这种往事，最稳妥的态度是将事实、回忆与传言分开，清晰讲述可以确认的部分，同时对尚需考证的内容保持疑问。